斜阳无限，无奈只一息间灿烂，随云霞渐散，逝去的光彩不复还……”
2003年，香港的冬天不算特别冷，刚刚经历了非典的港人亟待一些东西振奋自己，这年年底，一代歌后梅艳芳举办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告别演唱会，身着婚纱，一步一回头地演绎着名作《夕阳之歌》。
18年后的今天，一部名为《梅艳芳》的传记电影为我们复刻了这个时刻，在用红毯铺就的阶梯尽头，她带着对舞台有着无尽怀恋，一声“拜拜”后挥手，留给世人一个潇洒的背影。电影演员王丹妮扮演的梅艳芳和真实的历史影像交相辉映，将梅艳芳最后的华彩定格，似乎也是一个时代的落幕。
《梅艳芳》剧照
公众人物传记片的难度不言自明，既要满足观众对人物的期待，也要顾及真实人物身前生后的名誉，《梅艳芳》的争议在所难免。电影上映后，口碑果然两极，有感动，也有质疑，但讨论度本身就说明了梅艳芳形象的复杂性。
某种程度上，梅艳芳三个字不仅仅是人物本身，还是一个鲜活的象征符号，一个传奇故事的代名词。在性别话语越发激烈的今天，我们重新梳理梅艳芳遗留的文化遗产，除了唏嘘和怅然，也许也能解读出新的况味。
01
“香港女儿”与“狮子山下”
梅艳芳出生于1963年，生父早逝，家境贫寒，为了贴补家用，她4岁开始就和姐姐一同登台唱歌，19岁那年因为参加新秀歌唱比赛一举成名，从此就开启了璀璨的演艺生涯。
梅艳芳童年演出照
应当说，梅艳芳的成名道路与香港城市的经济腾飞无不关系，在她成长的70年代，随着殖民政府政策的改变，香港市民阶层得到了迅速的发展，本地文化才真正崛起，粤语歌也逐渐代替了国语、英语、日语等流行歌的位置，本土娱乐工业亟待新鲜血液的注入。
乍看上去，梅艳芳的人生正是香港传奇最好的代言人，移民潮一代港人的奋斗精神体现在“不问出身”、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”等价值观的基础上，梅艳芳从基层到精英的成功路径既有励志的作用，也与香港这座城市的发展史相契合，是“狮子山下”精神的最好体现。
而她在歌唱比赛一举成名的歌曲《风的季节》的歌词，也在预兆着她的命运，其中“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，付出多少热诚也没法去计得真”既有一种不计较的潇洒，也有一种“掩泪装欢”的伤感。某种程度上，梅艳芳塑造出的这种在逆境中不屈服、哀而不伤的形象，正是香港这座城市在历史的夹缝里迸发出力量的一个缩影。可以说，港人喜欢梅艳芳，不仅仅因为她演艺功底的出色，更因为在她的身上可以投射一代人的集体记忆。
1982年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时的梅艳芳（中）
作为歌坛“大姐大”，梅艳芳深知自己身上的使命，她不仅在演艺事业作为后辈的楷模，更积极参与到社会事务当中。1993年，她与成龙、许冠文等人发起成立了香港演艺人协会，2001年她更成为该协会第五届理事会会长，成为该协会首位女会长，彰显出梅艳芳在香港的特殊地位。
梅艳芳担任演艺人协会会长不是做做样子，她在 “陈宝莲遗体偷拍”和“东周刊事件”等事件发生后，都勇敢地站出来组织香港艺人集体抗议，成为新千年后娱乐圈历史的重要一笔。
在得知自己罹患癌症后，梅艳芳在公众面前也一直努力维持着硬挺的形象。2003年，为了重振港人信心，她在明知时日无多的情况下将自己最后的力量回馈给社会，组织演艺界明星发起了“1:99慈善音乐会”，筹得2300万元善款，捐助遭受“非典”侵害的家庭。因此在梅艳芳去世后，人们以“香港的女儿”作为她盖棺定论的形象，甚至香港的天文学家还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颗小行星作为纪念。
02
作为新世代宣言的女性欲望
梅艳芳亦被称为“百变天后”，所谓百变，既是说她大胆出位的造型，也是说她塑造的不同形象。在当时作为“大女人”出现的梅艳芳之前，大部分香港女歌手以演唱武侠片和言情片插曲为主，歌咏侠义精神和山河之美，她们提供给观众的主要是一种传统的端庄美。
1985年，年仅22岁的梅艳芳推出了自己的同名专辑，在服装设计师刘培基的打造下，她以西装加墨镜的造型示人，挑战了世人对女性柔弱美的看法，树立了让人耳目一新的“中性”形象，也迎合了当时很多都市丽人渴望做“女强人”的欲望。同年，梅艳芳又推出了唱片《坏女孩》，首周即卖得40万张，累计达72万张，刷新了香港地区个人唱片的销量纪录。《坏女孩》直接在歌词里表达了女性的情欲，以“夜会令禁忌分解，引致淑女暗里也想变坏，Why why tell me why，没有办法做乖乖”这样的歌词作为新世代女性宣言，引起不小的争议。
《梅艳芳 》 专辑封面
历史地看，梅艳芳的形象变化并非横空出世，与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流行有关。当香港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十分成熟的阶段，女性需要通过消费去构建起一套新的实行准则，梅艳芳这种大胆前卫富有意志的女性形象成为了整个1980年代的流行趋势。在西方，大众找到了麦当娜作为时代偶像；在东方，百变的梅艳芳成为香港对外输出的一张重要名片。
遗憾的是，香港毕竟是一片华洋杂处的殖民“飞地”，这里既可以包容最前卫的行为，也充斥着最保守的思想。《坏女孩》流行后，在香港一度被电台禁播，但也倒逼梅艳芳从传统女性的设定中彻底出走，她不自恋，也不讨好，还在之后推出了《妖女》，将自己这种异质性放大到极致。 在这首歌里，梅艳芳摇身变为收服“Bad Boy”的妖女，如果说《坏女孩》仅仅是想要变坏的“淑女”，“妖女”更具有主体性，面对坏男孩，她的态度是未曾把对方放在眼中，在情爱的游戏里占据主动，甚至只要“今宵的精彩”。 这类情爱宣言，放在今天仍算大胆，何况当时，梅艳芳并非小众的独立歌手，而是香港最炽手可热的歌坛女王，时代精神可见一斑。 可以说，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看，梅艳芳凭借一己之力，让女性欲望登上了大雅之堂。
03
矛盾的港女与港人心态
长久以来，梅艳芳因为在告别演唱会上身着婚纱的伤感形象被一代代歌迷记住，在此后20年中，这个故事渐渐变成她的恨嫁传说。在《梅艳芳》这部电影里，主创也选择了她在事业与爱情之间纠结的故事主线，对比姐姐梅爱芳的家庭幸福，电影里的梅艳芳是失落的。尽管这种设定可以理解为在种种改编难题下做出的妥协，但也有将梅艳芳从强悍女性降格为“恨嫁女”的嫌疑。不过，换个角度来看，“一边恨嫁一边搏命”本就是港女的经典形象，我们也不妨把香港这座城市看作这样一位矛盾的“港女”。
文化学者也斯在《在雅俗之间思考香港的文化身份》中写道：“要认识香港艺术的文化身份，我们不能不对传统与现代、东与西、本地与外来、雅与俗等二元观念实际在香港处境中的意义弄清楚，但又要同时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去看其中复杂的渗透与变异。在所谓传统与现代的讨论中，过去不是简单地视为对立，就是假象一种融洽无间的和谐。”
梅艳芳所象征的现代香港女性也是这样一个复杂多元的角色，在文化的飞地上，她既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，也背负着沉重的包袱。对于浪漫爱和婚姻关系，港女可以和男性一起在社会上竞争，大玩爱情游戏，也可能会在独处的时候暗自神伤。
“女人花摇，曳在红尘中；女人花，随风轻轻摆动。只盼望，有一双温暖手，能抚慰，我内心的寂寞。”这首《女人花》是1997年梅艳芳演唱的歌曲，歌词一改歌者前卫都市女郎的形象，唱出了女人不为人知的落寞。整首歌突出了女性在光鲜亮丽的背后，也有一种孤独和渴望。这样的歌词在今天看来，的确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女性意识的后退，但若深入下去，恐怕我们也不得不承认，它道出了新女性内心的复杂情绪。独立和依赖既是新自由主义女性一体两面的痛苦，也是香港这座城市的某种症候。
梅艳芳旧照
1998年，美国HBO电视台推出了被誉为新自由主义女性“圣经”的剧集《欲望都市》，在世界范围内肯定了女性对物欲和情欲的追求，并将两者相结合。这部电视剧在香港也收获了大量的粉丝，成为千禧一代最重要的流行文化样本。有趣的是，这部剧集中塑造的女性角色与梅艳芳在香港的形象隔空呼应，她们同样经历了从“坏女孩”到“恨嫁女”的转变。开场的四位女主角光鲜亮丽，收入不菲，因此有资格在爱情的博弈中占据主动，但随着剧情推动，她们无一例外走进了婚姻，有的还深陷生育问题。有人说，是因为2001年“9·11”事件激发了民意从激进到保守，这也标志着某种全球化的终结。梅艳芳人生的最后几年，正赶上了这波浪潮的洗礼。正如《欲望都市》的凯莉最终选择走进婚姻，放弃对传统爱情模式的质疑，梅艳芳的生命终章则收起对主流的挑战，以一个人的婚礼留下一个黯然的落幕。
《欲望都市》以欲望开场，以婚姻结尾，既圆满了女性的梦，也终结了女性的叛逆。1997年之后，港人重振了生活的信心，也开始探索新的可能性，面对新世纪未知的一切，女性要如何自处？梅艳芳的歌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，她意识到“相爱很难”，也渴望着“一生爱你千百回”。
2002年，梅艳芳主演了许鞍华的电影《男人四十》，这部电影也透视了当时港人的生活与命运。其中张学友饰演的男主角是一位高中语文教师，因为一辈子讲述苏轼的《赤壁赋》，心心念念想到内陆亲眼看看长江。在那个没有人愿意听国文课的香港，年过四十的他却得到了一位女学生的爱慕。这仿佛是历史的重演，原来妻子当年正是和自己的老师发生了不伦之恋，孕育了孩子无法收场，作为同学的他才挺身而出与她结婚。两人的结合本身就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，平淡生活的背后一直藏着无言的伤痛。
最终，所有人彼此和解，妻子原谅了丈夫和老师，丈夫理解了妻子和女学生，女学生则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生活。这场中产家庭的道德风波展现出港人在时代变动中的犹疑，影片最后，这对夫妻背诵起《赤壁赋》，想象中的祖国山河浮现在眼前，他们的感情也一如往日。电影之外，“香港的女儿”梅艳芳同样没有出走，选择留在这座都市，直到释放最后的光辉。
在外部社会的乱局中，梅艳芳不是没有想过离开，她在1995年举办的“一个美丽的回响演唱会”上表白过心声：如果有一日，我离开了舞台，有多少人会记得梅艳芳这个人？我只希望，大家在某一晚抬头望向天空，看见其中一颗星星时，会想起曾经有一个很熟悉的名字，一个曾经为你们带来一点欢乐的人，她的名字叫梅艳芳。
如今这部电影《梅艳芳》，也许不是一个十足完美的文本，却足够提醒我们，在华人世界的文化史上也曾有过这样的女性。尽管我们不能说作为明星“梅艳芳”完全与作为女人的梅艳芳是完全一致的，但在时代和个人的互动中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真诚而勇敢的她，站在时代的舞台上，大胆表达对爱的渴望，证明欲望的合法性，也流露失意和脆弱。
香港文化评论人李展鹏在文章《寻找女儿的香港：梅艳芳所代表的港式文化》里指出：流行文化是香港的核心，是香港人认同的基础，甚至是香港历史的铭刻之处……回望过去，以往的周润发、成龙、梅艳芳、张国荣，都对外代表了香港，对内凝聚着香港人的精神。
我们怀念梅艳芳，在这个没有巨星的时代，在这个每一个人都可能成名十五分钟的时代，在这个不再相信神话的时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