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国内民乐演出市场持续火热的趋势下, 我们见证了各式各样的中华传统音乐表演形式，从“中华情怀·民乐名家”系列到“国乐之春”音乐会，再到《海上生民乐》的连续驻场演出，这些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吸引了越来越广泛的听众群体。这些传统音乐之所以能够焕发新生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表演者们对原有作品的二次创作。
演奏家和歌唱家不仅是传统音乐作品的诠释者，也是创作者。中华传统音乐通常采用五声音阶（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），相较于西方音乐的七声音阶，它在谱面上显得更为简约，留给表演者更大的发挥空间。例如，著名笛箫演奏家陆春龄、唢呐演奏家任同祥及琵琶演奏家刘德海等人，他们既是杰出的演奏家，同时也是优秀的改编者。
中华传统音乐中的“带腔”特性，意味着音符不仅包含平直的音高，还包括丰富的音高变化。正如中国书法中的一笔一划都蕴含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一样，传统音乐中的每一个音符也充满了音高、音强、音色和音向的变化。以古琴演奏为例，左手需运用吟、猱、绰、注等多种手法来丰富右手弹奏的单音，形成独特的韵味。这种演奏方式使得每位表演者都能根据个人的理解和情感进行变奏，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音乐风格。
中华传统音乐的创作和传承主要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，即使有乐谱，也常常是“谱简腔繁”。比如减字谱和工尺谱等传统记谱法仅记录旋律的基本轮廓，不包括旋律的细节。许多民间音乐家甚至不识谱，他们凭借口传心授和个人悟性来记忆旋律，并在演出时加入即兴的元素，这种即时性和互动性使得每次演奏都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创造过程。
中华传统音乐不应仅仅被视为“听觉艺术”，而是一种融合了创作与表演于一体的综合艺术。以中央民族乐团为例，他们创作的我国首部民族乐剧《印象·国乐》便是这一理念的实践成果，展现了传统音乐的无限可能。
由于不同演奏家的演绎，同一作品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，形成了不同的流派。以《梅花三弄》为例，这首古琴曲在不同琴家的手中有着各自的特色。吴景略根据《琴谱谐声》改编的版本风格洒脱，节奏规整；张子谦演奏的《蕉庵琴谱》中的《梅花三弄》节奏跌宕，被称作“老梅花”；傅雪斋演奏的版本则风格清丽，被称为“新梅花”。这些版本的差异，体现了二度创作的魅力所在。
即便是广为人知的民歌《茉莉花》，在流传的过程中也被各地艺术家赋予了独特的地域色彩，从清新流畅的江苏版本到热情洋溢的西北版本，每一版都有其独特的风味。
表演者对于传统音乐作品的二度创作不仅改变了曲调和歌词，还赋予了作品新的生命力和时代气息。例如，古琴家徐君跃对《小胡笳》的打谱，通过对古曲谱本的研究，丰富了演奏技法，使作品焕发出新的光彩。
对于今天的表演者而言，二度创作是中华传统音乐传承和发展的重要途径。在这一过程中，表演者既要尊重原作的精神，又要敢于创新。他们需要研究作品的风格、流派和个性，同时也要考虑当下的演出环境和传播方式。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，如电子扩声系统和可移动话筒的应用，表演者可以更自由地在舞台上移动，通过声音细节的处理来增强作品的表现力。
在新媒体平台的支持下，传统音乐得以广泛传播，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互动也变得更加频繁。每一次演奏都是一次新的创作，通过不断的演绎和创新，中华传统音乐艺术之树得以不断地茁壮成长。
《光明日报》